人性是善是恶,是无私的还是自私的,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已经被争论了上千年。

凶手曾三次对吉诺维斯施暴,并且行凶过程持续了半个多小时,以常理判断,应该没有人会袖手旁观。这些目击者之中有养儿育女的父母,有从事护理工作的人,他们不可能残忍无情。而且,这38人中有些人家里安装了电话,只要拿起电话报警就能帮助受害者,这可是举手之劳,这样做既不会造成生命危险,也不会被牵扯进这起案件而受连累。因此,这两位年轻人推断,吉诺维斯遇害当晚,必定有某种神秘力量作祟,影响了这38人的心理。

一、责任扩散与决策时间

实验结果显示,如果受试者以为当时有4人或4人以上在场,绝大部分受试者会选择不采取行动去帮助“患者”。但如果受试者认为实验中只有自己在场,大部分受试者就会毫不犹豫地救人,采取救助行动的受试者占全部受试者的比例高达85%,并且受试者用于决策的时间在3分钟之内。

此外,达利与拉丹还发现,不论受试者认为一共有多少受试者在场,如果在3分钟后,受试者还没有向实验人员报告发生了紧急情况,那么之后他大概率也不会采取救助行动。

最终,在不断的努力下,达利与拉丹找出了吉诺维斯命案发生时38名目击者袖手旁观这一现象背后的两个关键因素:群体人数和持续时间。人们的头脑中总有个固有观念,即人多力量大,人越多大家就会越勇敢,越不怕危险,更会主动伸出援手。但从达利与拉丹的实验结果来看,事实却不是这样,旁观者的人数过多往往会阻碍助人行为的出现。此外,时间会影响人们做出助人行为的可能性。3分钟是助人行为决策的分水岭,如果超出了这个时间,人们可能就不会采取行动了。

可以想象,那些目击了吉诺维斯命案的人内心应该也饱受煎熬,他们之所以袖手旁观,多半是因为惶恐犹豫以致手足无措,而非人们所认为的那样,城市人一贯冷漠无情。达利与拉丹将这一现象命名为“责任扩散效应”,也称“旁观者效应”。

二、行善背后的心理秘密

为什么有人愿意牺牲自己去帮助他人呢?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的人在帮助他人时,是在不求回报地真心付出,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,甚至有可能牺牲自己的生命。

这种人非常难以甄别,但马什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群体,那就是曾经向陌生人捐献活体器官的好心人。我们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:有一天,有人给你打来电话,说远在千里之外的某个人生命垂危,急需一个肾脏救命,而这个病人恰好与你配型一致,但这个人与你非亲非故,你完全不认识他。那么我想问的是,此时此刻,你是会捐出你的肾去救这位陌生人,还是会挂断电话直接忽略呢?

如果是自己的孩子需要肾,别说是肾了,就是自己的命都愿意给孩子。但换作陌生人,你还愿意承受巨大风险将器官捐给非亲非故的陌生患者,不收取任何报酬,甚至不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患者吗?但这个世界上的确有这样一类

实验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。当这19名受试者看见呈现恐惧表情的图片,比如含有双目圆睁、嘴角下撇、双唇微张等信息的图片时,他们的杏仁核要比对照组大将近8%,而且功能更加活跃。也就是说,他们看到别人恐惧的样子时,自己也会感到恐惧,甚至会心跳加快,掌心出汗。由此可见,真正无私的英勇行为并不是因为无畏而做出的;相反,是因为恐惧才做出的

三、正确做法

假如你陷入危险境地,而周围有旁观者,要想让他们出手相助,则必须满足以下五个条件:

一是必须让旁观者注意到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,光让他们听见还不够,还要让他们看见,尤其是让他们看见你痛苦的表情;

二是必须让旁观者把事件判断为紧急情况,这是非常关键的,因为每个人判断情况是否紧急的标准是不一样的,必须让大家都认为这是紧急情况才行,要向他们强调你有生命危险;

三是必须让旁观者感觉到救助你是他们的义务,也就是要激发出旁观者的共情;

四是旁观者要有足以采取救助行动的知识和能力,如果旁观者不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,比如有人落水了,而旁观者并不会游泳,这种情况下,旁观者硬要救人的话,会引发新的悲剧;

五是旁观者需要最终下定决心,并实施助人行为。

因此,当你遇到突发危机状况时,你需要这样做:首先,大声呼救,能喊多大声喊多大声,必须引起周围人的注意;其次,明确地告诉周围人发生了什么情况;然后,从人群中指定一个人来帮助你,并且明确地告诉他应该做什么;最后,告诉他帮助你没有任何成本和风险,消除他的顾虑。